上班不大一会儿，祝同康就接到好几个电话，全是车间的支部书记们询问党委对刘思佳卖煎饼的态度，报告职工对这件事的反应。刘思佳呀刘思佳，他又一次搅动了整个钢厂……
多年做政治思想工作，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，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了，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不可捉摸和难于驾驭了。职工的阶级成分比过去简单得多了，纯洁得多了，可是思想却十倍、百倍的复杂了，甚至可以说复杂到混乱的地步。他拼命想去了解，想摸索出一条新的规律，可是办不到。职工长了工资，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，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。他做工厂的党委书记快二十年了，像一位把教科书完全吞到肚里的老教员，这一职务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了，现在他背上没有剑，头上没有鞭子，地位也巩固了。可是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才知道，他工作得非常艰难，并不能胜任所担当的职务。像刘思佳这样一些毫不起眼的小青年，几乎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障碍……
刘思佳真的就是为了多捞几个钱?难道他还会缺钱花吗?谁不知道两年前他就成了钢厂的第一个"七机部长"(家有电视机、录音机、电唱机、照相机、洗衣机、袖珍计算器、电冰箱)；他第一个戴起了太阳镜，当有第二个人戴上这种眼镜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戴了；他第一个穿起了喇叭裤，当穿喇叭裤成风以后，他就决不再穿这种裤子了，有时穿一身中山服，有时穿一身西装，打上领带，一派学者风度。现在他又多像个开煎饼铺的小掌柜。这家伙装什么像什么，是个使祝同康感到头痛的怪物。钢厂的小青年们，尤其是爱漂亮、赶时髦的青年男女，对刘思佳佩服得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。他在青年中说一句话，比团委书记的话还顶用，可他从来不说给团委书记撑台的话，倒阴阳怪气地尽说一些拆台的话。但他不犯大错误，更不触犯法律，专会在制度上、政策上钻空子，要想整他很难下手。保卫处就曾怀疑他是一个流氓盗窃集团的头子，不然他这个三级工，怎么会有钱置办"七机"?而且像何顺那种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人，保卫处、派出所管不了他，却甘心情愿受刘思佳的整治，刘思佳如果不是个手段高强的大流氓，怎么会治得了何顺这样的小流氓?而且刘思佳又比何顺阴险狡猾许多倍，以前何顺经常因打架被派出所拘留，自从他跟上了刘思佳，流氓习性未见改变，可是公安部门再没有找过他的麻烦，这说明他学灵了。这是变好了一点呢?还是变得更坏了呢?使他发生这种变化的刘思佳是阴险狡猾呢?还是另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因素?保卫处顺理成章地都往坏处去想了，但是从旁边对刘思佳调查了个底儿掉，没有找出任何破绽，他和哪一个流氓盗窃集团都没有关系。从哪个方面看，他都不像是一个正经的好人，可是又抓不住他办坏事的把柄，他在钢厂的领导者眼里变得无法理解了。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对手面前，祝同康显得软弱和无能为力。
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工人，竟会成为党委书记的对手。这个事实本身就使祝同康觉得很不光彩，无论是级别、地位、权力、经验、年龄，从哪一方面讲刘思佳都不应该是祝同康的对手，可偏偏是这两个表面看来相差悬殊的人，构成了一对几乎是实力相当的矛盾。刘思佳卖煎饼震动了全厂，祝同康的哪一次讲话，哪一件决定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呢?而且刘思佳这一手足可以使祝同康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。他早就听说工人中有偷偷摸摸做生意的，有的人是利用业余时间干，也有的人请事假、泡病假，甚至不惜旷工去干，因为倒买倒卖总比在钢厂上班挣钱快。旷工一个星期，少拿六天的工资，赚的钱却比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，这笔账谁都算得过来。这是犯法的吗?在过去当然是毫无疑问的。可是现在，领导者们实在不愿管这种事，老实说也管不过来，整个工厂的饭碗还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讨呢!如果有一笔大买卖，每月可以赚五十万元够给全厂职工开工资的，他党委书记说不定也去干哩。经济规律不可抗拒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，祝同康一时还不适应这种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式，对这种随便经营讨便宜的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，民不举，官不究。思想上的软弱和怯懦是一个领导干部致命的弱点，它会使自己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，处处陷于被动。今天刘思佳这一手使祝同康再也不能打马虎眼了，刘思佳在全厂职工的眼皮底下，打着白伞，播放着乐曲，开起了煎饼铺。祝同康觉得刘思佳这是在向自己挑战，向党委挑战，一股恼怒的感情在心里膨胀起来，但是他又倾尽全力压抑着、克制着这股心灵深处即将掀起的风暴。因为刘思佳不怕他发脾气，甚至还想逗起他的火气。小青年逃逗老头子，取笑干部，这在当前是常有的。刘思佳知道单就卖煎饼这件事祝同康并不敢处分他，他有的是道理，甚至可以咬扯上很多人，或许其中还有厂部的领导干部，使祝同康骑虎难下，进不得也退不得，现在的青年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祝同康该怎么办?不管吧，等于承认刘思佳卖煎饼是合法的，倘若别人也学起他的样子，那岂不真是乱套了。更重要的是在全厂职工面前党委书记又输了一招，等于公开承认党委的束手无策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一定要管，可是怎样管呢?
祝同康拿起电话要通了正门传达室：
"你是谁?老张吗，你到门外看看，汽车队刘思佳卖煎饼收摊了吗?"
"收摊了，打上班铃的时候他们正好走进厂门口。"
工作时间做生意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，刘思佳是不会把这个把柄送给祝同康的。这个家伙又精又滑，善讲歪理，祝同康在心里对这样的青年人是有点发怵的，但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有一次他到汽车运输队去，何顺刚从外单位调来不久，不认识自己的党委书记，反而把祝同康当成了蹬三轮车的老大爷，拿他取笑着玩："老大爷，你那三个轱辘的还想跟我们四个轱辘的抢买卖?"
运输队队长田国福在旁边看见自己的司机取笑党委书记，这简直是给自己惹祸，脸立刻变了颜色："何顺，你别嬉皮笑脸，没大没小的，这是祝书记!"
祝同康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。
刘思佳走过来，脸上笑模悠悠，话一出嘴更是蔫坏损："老田，何顺把老祝当成蹬三轮的，是对党委书记最好的表扬，说明他像老工人一样朴实和平易近人。老祝同志，我的话有道理吧?"
祝同康还能说什么呢?只好点点头。他是个严肃而正派的人，不习惯于油腔滑调，更不习惯一个工人用这种腔调同他说话。别人可以指责他窝囊，缺少勇武果断的领导者气魄，前些年以软、散、懒区分干部的时候，他是被划在第一类的。但是上下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好人，这许多年变化无常的政治风云并未扭曲他做人的正直形象，多年掌管权力也并未被权力毒化了灵魂，对职工有长者的风度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刘思佳才敢这样随便地和他讲话，这使祝同康感到不舒服。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，把各种各样的人一律都看成是相同的人，至于人身上的那些附加物，诸如金钱、地位、权力等等，全不放在他们眼里，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一样的无拘无束，随随便便。祝同康不能容忍这一点，尽管他也不主张把人分成等级。然而，当他听到，刘思佳像对待一个工友那样称他为"老祝"，而不是"祝书记"时，他无论如何不能高兴，但他能够隐忍着不表露出来。更有甚者是刘思佳对他的队长田国福的态度。
刘思佳转过身，一只胳膊亲热地勾住田国福的肩膀头，这个二十几岁的司机拍着他五十岁的领导的肩膀说："老田，你今天扮的这个角色可不够露脸，平时你跟司机们称兄道弟，吃吃喝喝，什么事也不管，由着大家的性子干。在领导跟前你翻脸不认人，装模作样，这多恶心。祝头是个正统的老干部，不会吃你这一套……"
他装得像说悄悄话的样子，可是调门很高，祝同康全听到了，也许刘思佳成心让他听到。田国福气得脸都白了，哆哆嗦嗦，光是"你，你……"的说不出话来。祝同康为了不使自己的部下更难堪，只好装做没听见。
刘思佳凭什么竟敢居高临下地取笑领导，而领导为什么不敢居高临下地管教他呢?
祝同康又抄起电话拨通了汽车队，半天没有人接电话，他不得不叫秘书立刻把汽车队的领导找来。
秘书问他："叫队长来，还是叫副队长来?"
队长田国福不大管事，刘思佳也不服他，叫他来没有什么用。副队长解净是个女孩子，刚去车队时间不长，她就能管得了刘思佳吗?祝同康犹犹豫豫地说："叫解净来一趟吧。"
秘书知道祝同康心里为什么犯难，这位书记脾气很好，没有架子，工作人员喜欢向他反映情况，给他进言："祝书记，听说小解也跟刘思佳那一伙司机关系不正常。"
祝同康心里一激灵："嗯?怎么个不正常?"
"她刚一去的时候，他们整她，现在她也跟他们要好了，抽烟喝酒，穿衣打扮也都在学他们那一套。"
"什么?小解学会了抽烟喝酒?不，这不可能，叫她立刻上我这儿来!"祝同康扫一眼办公桌上的一大沓文件，他没有心思看，也没有心思批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两只耳朵又痒起来了，他一着急生气，两个耳朵就奇痒难挨，西医说是神经的毛病，中医说是上火，气生火，火串到耳朵上。当领导不可能不生气，看来他这个耳痒的毛病得一直带到退休的那一天了。他掏出火柴棍挖着，挖完了这边挖那边。
如果真像秘书说的解净也变了，这对祝同康的打击比刘思佳卖煎饼还要严重。刘思佳无论出什么问题只能使他恼火，而不会伤心，他同这个青年人在私人感情上没有任何联系。解净就不一样了，如果她出了问题，他会非常难过，感到无限惋惜。解净是他发现的，并经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，她难道会和刘思佳站到一起?
祝同康把头靠在沙发背上，稀疏而雪白的头发垂下来，露出了光滑而柔嫩的头顶。他吸着烟，眯起眼，烟雾围绕着他雪峰般的头颅盘绕。就是在这张沙发上，他和解净谈过多少次。作为一个老年人，一个多年做党的工作的干部，和这样的女孩子谈心，真是一种快乐，一种享受，一种对自己心灵的净化。她思想纯洁到不能再纯洁了，就像一个透明的物体，从里到外一切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她能够把自己一切最隐秘的思想活动都和盘托出来，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多么可贵。她可以每天向党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，而且那不是为了献媚讨好，不是单纯向组织表示靠拢的形式。她的每一份思想汇报都是真诚的思想检查。在她的眼里，党委书记就是党，就是给了她政治生命的父亲。她对政治生命比对自己的肉体更重要。那天她宣誓入党回来，哭了，哭得非常真诚，有感激，有惭愧。党在她的心里是那样崇高，那样伟大，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容易地就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员。她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来，好像对不起党，亵渎了党的尊严。他摸着她的头，眼睛发潮，他对党也有过这种感情。她单纯得令人感动，令人起敬，任何人和她在一起，都会从她身上照出自己心里的肮脏，看见自己身上的市侩习气，不自觉地想变得好一点。祝同康不止一次地感叹过，如果人人都像她这样，世界就有救了。可是他又担心，过分的单纯会使她吃亏，甚至是吃大亏。他愿意她永远保持一个纯洁的灵魂，但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，他又希望她快点复杂起来，快点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生，因为太单纯的灵魂只对别人有好处，对自己却有害无益。他的身分又妨碍他能如实地把世界真正的面目告诉她。再说他也不愿意伤害她心灵里对党怀有的那种美好的感情。她也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：什么是成熟，什么是圆滑?人变得成熟了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又圆又滑了?他的解答连自己都不满意。他终于长时间地在她面前扮演了党的化身的形象，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处处保护着她，把她由秘书提拔成了宣传科副科长，始终没有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。在他眼里，解净是个德才兼备，最标准、最理想的好姑娘。"四人帮"倒台以后，他是老干部，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。解净是"文革牌"的新干部，而且是摇笔杆搞宣传的，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。她脸上的那种纯真可爱的笑容消失了，永远消失了，她突然长大了十岁，一下子成熟了。她主动要求下车间去当工人。祝同康一再安慰她，说她不是"双突"干部，和"四人帮"也没有联系，决不会撤掉她的职务。她以前单纯得厉害，现在又固执得可怕。祝同康怕她神经上出毛病，最后答应了。但考虑到她对车间的生产不大熟悉，到基层去也会受罪，就把她派到汽车运输队，反正就是管五十多辆汽车，装货卸货呗。祝同康原想叫她当副支书，她死活不当政工干部。小小年纪，本来是吃政治饭的，一下子反而对搞政治伤透心了，汽车队的队长田国福又不大得力，祝同康就同意派解净去当了副队长。现在看这一招是对呢，还是错?祝同康有些懊悔，一个女孩子怎么改造得了汽车队，把她派到那样一个嘎碴子、琉璃球聚集的地方，岂不是把她毁了吗?